近期，高校陸續公布2021年畢業生就業質量報告，部分媒體報道引出的話題“七成清華畢業生進入體制內”，迅速引起社會輿論廣泛關注。隨即，“為何清北畢業生去向那么受關注”、“體制內工作為何成為就業大熱”等話題相繼熱搜熱議。
不少人認為，作為最優秀高等教育代表的清北學子，應該從事科研或者頂尖公司的頂尖工作，去考公務員，是人才浪費。千軍萬馬獨木橋考上清北，為什么畢業之后要選擇工資并不十分豐厚，而又一眼望到頭的公務員崗位？
七成清華畢業生進入體制內系誤讀
實際上，在輿論背后，冷靜下來看就業質量報告，就會發現真正達到清華畢業生總數七成的應是深造率，而不是進體制內。
報告中稱，清華2021屆簽三方就業畢業生總數為3669人，其中去黨政機關、事業單位、國有企業的占比分別為15.8%、30.3%、23.8%，合計69.9%。
也就是說，是清華2021年簽三方就業畢業生中約70%進了體制。且該“體制”概念為廣義范圍上，包括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在內，而狹義范圍上，傳統的公務員才算作“體制內”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清華學子三方協議中，中國航天、國家電網、中核、中兵等大國重器尤為清華學子所愛。服務祖國，扎根基層的意識也極為強烈。三分之二進入黨政機關的同學參與到基層選調中，去到祖國更需要的基層。
早在2019年，根據《2019年北京大學畢業生就業質量年度報告》，當年就業的北大畢業生就有超過75%進入體制內。進體制，并不是在剛剛過去的2021年熱了起來，而是一貫有之。
同樣，在疫情之前，清華學子就業進體制的比例就達到了60%-65%，2021屆畢業生中基層選調生增加了約100名，這一比例才達到了69.9%。
清北學子進體制也并非部分輿論中認為的，緊張的就業形勢使得清北學子更偏愛鐵飯碗。2021屆清華簽三方就業畢業生中去往民營企業的比例為26.8%，而國有企業的比例略低于民營企業，為23.8%；同比2020屆簽三方就業畢業生民營企業就業率為26.2%，基本穩定。說明清華學子在就業形勢緊張的局勢下，并未受到嚴重影響，優秀學子對于就業仍有選擇權。進體制內也只是一種選擇，不必過度解讀，更不必用道德綁架。
但無疑，從全國范圍來看，近些年考公、教資等體制內相關考試人數漲幅明顯，的確熱度非常。
公務員，性價比最高的職業之一
2022屆高校畢業生人數預估為1076萬人，同比增長了167萬，增量和規模均創下了歷史新高。疫情之后，留學生回國人數激增，此前國家信息中心大數據發展部發布過一組數據報告，2021年回國就業的留學生人數將首次突破百萬。
我國每年新增勞動力大約是1300萬，其中城鎮新增大約是1100萬，這就意味著大學生已占新增城鎮勞動力的90%。
高等教育普及化，“人人都是大學生”的時代，不同于上世紀90年代末以及本世紀初，就業問題主要在下崗工人群體上，當前就業矛盾主要集中在大學生群體。但可供這些大學生選擇的地方越來越有限，或者說符合他們期望的，越來越有限。
就業問題在新冠疫情的沖擊下，尤為嚴峻。比如，在2021年政府工作報告中，提出將城鎮新增就業預期目標設定為1100萬人，城鎮失業率5.5%。
來源|人民日報
而實現1100萬的目標并不容易，也可以說是十分艱巨。“沒有出現規模性的失業，我覺得這是非常不容易的。” 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郭瑋說。
在這樣的就業環境下，穩定性成為用人單位和畢業生雙方的重要需求。尤其是畢業生普遍向往更穩定的工作，公務員，是其中性價比最高的職業之一。
體制熱并不僅僅發生在國內，國外大環境下也是如此。
據英國《金融時報》報道：疫情重新燃起人們對公共部門的興趣，一方面，疫情增強了人們的公共服務意識，另一方面，在目前的經濟衰退期，人們缺少其他選擇，而公共部門的工作條件就顯得相對具有吸引力。
受疫情和政策雙重影響，旅游業、餐飲業、酒店業較為艱難，教培行業也已向公益性質轉變，互聯網、房地產行業收縮趨勢明顯。近些年，大學畢業生們的心頭好互聯網大廠因加班嚴重，工作生活平衡、整體工作幸福感、職業成就感都低于平均值，也勸退了不少人。
此前，全國共有70萬家教培機構，吸納了上千萬從業人員。據智聯招聘《2021教培行業人才市場分析報告》，教培行業7月發布職位數比政策發布前的3月下降32.4%，原教培從業者中51.4%已為離職狀態，25歲以下群體的離職比例達57.6%。這部分從教培大潮中退下來的年輕人，也加入了當年國考破200萬的大軍。
就業寒冬之下，公務員、國企、事業單位因其穩定性越來越受年輕人青睞。
體制內再次受青睞也是一種時代的進步
三十年河東，三十年河西。
歷史上，曾出現過三次公務員離職潮：第一次出現在改革開放之初；第二次出現在1990年代初；第三次公務員離職潮出現在2002-2003年。
這三次離職潮都緊緊跟著我國經濟發展的脈搏。
改革開放之初，不少老干部決心尋找更廣闊的天地，選擇經商。具有代表性的是萬科集團創始人王石，1982年王石從機關離職，到深圳創辦公司，成為最早下海一批人中的一員。
90年代初，市場經濟剛起步，給了年輕人很多的空間。1992年有12萬名公務員辭職，1000多萬公務員停薪留職。2002-2003年的離職潮，據新華社報道，從2000年1月-2003年6月，全國(不包括中央部委及所屬單位)共有10304名科級以上黨政干部辭職“下海”。
時代在變化，就業的口徑對于優秀人才來說也并沒有想象的那么寬泛。高等教育已進入了普及化階段，年輕人的擇業觀念也隨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。
而以清北為代表的優秀高校畢業生進入體制內并不奇怪，因為優秀大學畢業生首先需要承擔更多造福人民的責任。
1952年蔣南翔出任清華大學校長后，開始了對清華大學辦學定位的大調整。站在為新生的共和國培養建設人才的角度，蔣校長給清華定下了“紅色工程師搖籃”的培養目標，他多次表示，清華要為新中國建設培養更多接班人。“又紅又專，全面發展”一度成為清華事實上的校訓。
而北大則更是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發源地。魯迅先生對北大的寄語：“北大是常為新的，改進的運動的先鋒，要使中國向著好的、往上的道路走。”
“學而優則仕“，優秀的人才首先貢獻給國家。對于清北等優秀學生扎堆進體制，也應在就業的角度之外，從社會責任意識和家國情懷角度去理解。
剛剛過去的2021年底，33歲的清華碩士、選調生張昆侖擔任諸暨市代市長。
“清華哥”張昆侖，選擇來到面朝土地背朝天的農民中間，以清華大學選調生的身份，先后擔任金華市環保局局長助理、婺城區白龍橋鎮黨委副書記，如今又作為莘畈鄉鄉長，帶領山鄉百姓開啟鄉村生態旅游建設的新藍圖。
2021年初，青海省海東市平安區委書記靳力擬提任副廳級領導干部。靳力這名“80后”和妻子王曉英(青海大學副校長)均為清華大學博士，已扎根西部十余年。
另外，優秀大學畢業生涌入體制內，成為公務員，對社會治理水平的提高有著積極的意義，這是很多人沒有意識到的。
大家都在贊賞上海精準防疫水平，這種精準防疫背后，實際上是上海從基層街道到各級市級管理機關高治理水平的結果。90年代，上海當時的負責人就大規模引進大學生到基層街道工作，對于上海整體治理水平的提高，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。
從這個角度來說，優秀的人涌入體制內，何嘗不是一件幸事？
